引言
通过和“精准预测项目”的队员交谈，能清晰感受到预测者们的某些条件或素质，正是这些素质让他们成了团队合作里最宝贵的队友。他们很聪明，但是泰洛克最初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见到的那些刺猬型专家也很聪明。“精准预测项目”的队员们轻松地谈论着数字，来预测这个国家的贫困率或某个州的耕地比例。他们都具备广度。斯科特·伊斯特曼（ScottEastman）告诉我，他“从未完全适应某个世界”。他在俄勒冈州长大，参与过数学和科学竞赛，但在大学选择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和美术。
他当过自行车技工、房屋粉刷匠、房屋粉刷公司的创始人、数百万美元的信托基金的经理、摄影师、摄影教师以及罗马尼亚一所大学的讲师——讲授的课程从文化人类学到人权——而最不同寻常的一项工作是罗马尼亚中部小城阿夫里格市长的首席顾问。这份工作的职责很多：不仅要把新技术引入本地经济发展，还得与媒体打交道，同时参与同中国商业领袖的谈判。
伊斯特曼把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本寓言，每次的经历都是宝贵的一课。“我回想了一下，也许开房屋粉刷公司是最有帮助的工作。”他这样说道。这让他有机会与各类同事和客户接触——从寻求政治避难的难民，到硅谷的亿万富翁——如果有机会在他们的家里长期工作的话，伊斯特曼会跟他们聊天。他把这些经历描述为收集观点的沃土。但是，粉刷房屋不可能是预测地缘政治唯一的学习方式。伊斯特曼和他的队友一样，不管走到哪里都在不停地收集想法，再把这些想法纳入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所以，任何地方都是他的沃土。
关于叙利亚的发展，伊斯特曼预测得异常准确，但是他意外地发现，与俄罗斯有关的预测是自己的弱项。他学习过俄语，还有一位朋友曾经担任过驻俄大使。“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有优势了，但还是发现了一大堆的问题，这是我预测水平最差的领域之一。”他发现，在某一话题上太过深入，在预测时往往没有好结果。“所以，如果我知道队伍里的某个人是某学科的专家，我会非常开心地去和他们接触，我的接触方式是提问题，并且观察他们都发掘了什么内容。
但是我不会单纯倾听：‘好的，这位生物化学家说某种药物可能要上市了，所以他肯定是对的。’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对某个领域过于了解，那么你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观察视角。”伊斯特曼向我描述了最优秀的预测者的特征：“真正的好奇心——对所有东西都真的抱有好奇心。”埃伦·考辛斯（EllenCousins）为庭审律师做欺诈类案件的研究，范围从医学过渡到了商业。
她的兴趣非常广泛，从收集历史文物到刺绣，还有激光蚀刻和开锁。她还做了一项公益研究——退伍军人应该获得（有时确实应该获得）荣誉勋章。她的感觉和伊斯特曼一模一样，狭隘型的专家是宝贵的资源，“但是你必须明白，他们可能也有盲区。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事实，而非意见。”就像博学的发明家一样，伊斯特曼和考辛斯从专家身上“贪婪地”汲取知识，并且加以整合。
超级预测者们的在线互动极其礼貌，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不会因此而产生不快。考辛斯告诉我，即使有人说过（当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你简直是胡言乱语，你的话我根本搞不懂，请解释一下。”他们也不会介意。超级预测者们追求的不是统一意见；他们追求的是观点的聚合，而且是大量的观点。泰洛克把这些最优秀的预测者描述为长着蜻蜓眼睛的狐狸——蜻蜓的眼睛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都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再把所有的视角在蜻蜓的大脑中合成视觉图像。
曾经见证过一组预测者的讨论过程，他们要预测的是美元兑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的单日最高汇率，当时是年，乌克兰正处在一个极端震荡的时期。汇率会是小于10，介于10~13，还是大于13呢？讨论开始了，一位团队成员提供了三种可能性的百分比，随后分享了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另一位成员发来了一个彭博社的链接以及在线的历史数据，他也提供了三种可能性的预测，他更赞成“介于10~13”这种可能性。第三位成员被第二位的观点说服了。
第四位成员分享了乌克兰财政的相关信息——现在的状态岌岌可危。第五位成员给大家阐释了更广泛的议题：世界局势如何影响汇率的变动或不变。发起讨论的队员再次发声，他被此前大家的发言所说服，改变了自己的预测，但他还是觉得高估了“大于13”这种可能性。成员们继续分享信息，挑战彼此的观点，不断更新自己的预测。两天之后，团队中的一位财经专业人士发现，自己之前曾经确信乌克兰格里夫纳会因为政局动荡而一路走低，但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格里夫纳正在走强。
他赶紧插话告诉队友们，这和他之前预测的完全相反，队友们应该获悉他理解有误的征兆。与政客相反，最优秀的预测者总像疯了似的跳来跳去。最终，这个预测小组决定选择“介于10~13”——他们是正确的。在另一项研究中，德国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Gigerenzer）收集了二十二家国际最知名银行从—年所做的美元兑欧元的汇率预测——这些银行包括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美银美林和其他知名银行。每年，这些银行都会预测年末的汇率。
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专家做出了这些预测，针对这些预测，吉仁泽给出了简单的结论：“这些美元—欧元汇率预测毫无意义。”因为在这十年中的六年，真实的汇率都不在这二十二家银行所预测的范围内。超级预测者很快就发现了令其困惑的汇率方向的变化并做出了调整，但是在吉仁泽分析的十年中，这些大型银行的预测错过了每一次的方向变化。团队互动的最佳特点正是心理学家乔纳森·巴伦（JonathanBaron）所提出的“积极的开放心态”。
最优秀的预测者们把自己的观点看作需要验证的假设。他们的目的不是说服自己的队友，以期让他们相信自己如何专业，而是鼓励队友们发现自己概念中的错误。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实属罕见。当被问及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比如，“给公立学校提供更多资金会显著提升教学和学习质量吗？”——人们通常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的”看法。虽然人人都有互联网浏览器，但是他们不会去搜索自己可能发生错误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提出相反的观点，而只是因为我们强烈的本能驱使我们不要去反驳自己。
年，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人员邀请了一组政治倾向多元化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来进行一项研究。针对一些颇具争议的事件，他们被要求阅读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评论。实验继续进行，如果参与者愿意阅读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论点，就可以得到报酬，结果，2/3的人甚至都不愿意看一眼那些“反调”，即使报酬非常诱人，他们也不愿意阅读。对相反观点的厌恶不是愚蠢或无知的简单产物。
结语
耶鲁大学法学和心理学教授丹·卡汉（DanKahan）证实，越是有科学素养的成年人实际上更有可能在政治两极化的话题上变得教条主义。卡汉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更习惯于寻找证据来证实自己的感觉：他们在这个话题上花的时间越多，思维模式就越像刺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