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根据目前的流行病学认知，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儿童等年纪小的人不易感。
经历过SARS、禽流感的中国人，大概没有几个会感到意外。
巧得很，我最后一次吃野味，就是在武汉，年，虎泉夜市。确切地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试图吃野味。煲里是一只身体被切割开的刺猬，不久之前，还在笼子里动来动去。我看着咕嘟嘟冒气的汤煲，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我曾在《舌尖上的斯德哥尔摩——为什么人们爱吃野味》一文中，简单剖析了人们爱吃野味的一些心理动机，那篇文中的“野味”，包括了野生动物与野菜。在那次虎泉夜市遭遇了刺猬之后，我再没试图尝试食用野生动物。
我要表达的重点是：人类食用野生动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是可以改变的行为习惯。人类历史上，包括西方社会在内，有很多主要以食用为目的的猎取，导致一些曾经广泛分布的物种灭绝的案例，但在今天，大部分地方的观念都发生了改变。
无论就食用野味的普遍程度，食用习惯的深入，直至对相关野生动物物种的影响力来说，中国人对野味的食用偏好，在当今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到令人侧目。
这是当下中国人对世界可见的影响之一，可惜，不是令人感到荣光的影响。
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普遍与深入到什么程度呢？近日，网上流传出一张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里名为“大众畜牧野味”店的菜单，显示有活狗狸獾、活猪狸獾、活竹鼠、竹鼠肉、活果子狸、果子狸肉等野生动物。
中国恐怕没有几个城市敢说没几家野味餐馆，武汉只是被大自然“精选”的“复仇之手”。我曾经在广东韶关市区菜市场见过一只笼子里装着豪猪，相信不是用来做宠物的。
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过一份《北京绿色指南》，这份指南披露，由于人类的滥捕滥食，中华鲟、果子狸、穿山甲、苏眉鱼、高原鱼类、野生鲍鱼等野生动物在很多地区已经濒临灭绝；大鲵（娃娃鱼）、野生海参、野生蛙类、野生鸟类、麂、麝、蛤蚧等物种种群数量急剧衰减。中国有53种蛇被端上餐桌；由于人们无节制的食用，亚洲90种淡水龟中有3/4受到威胁……根据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的报告，～年，中国共查获起穿山甲走私案件，其中活体只，死体只。
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30%(其实比例还要高)的中国人都吃过野生动物；中国人20%(其实比例还要高)不知道食用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20%(其实比例还要高)中国人不清楚所食用的野生动物是否安全。这还是SARS疫情之后的数据。
今天，在全世界，大概都存在着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但同时，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食用野生动物都不被视为一种有趣、有用、有品的行为。
到什么时候，中国人相对普遍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会发生改变？
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那些导致中国人仍然继续食用野味的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改变？
国人偏好食用野味，大概有三个主要源流。
首先是文化传统。人类发展万年时间，其中万年，都要靠野味为生。这当然没什么可谴责的。像世界其他地方在大部分时间里发生的一样，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过食用野生动物的记录，据《周礼·天官》记载，其时中国人的野味有“六畜”、“六兽”和“六禽”，包括麋、鹿、熊、野猪、兔、豺、雁、鹑、雉、鸠、鸽、天鹅、龟等。从这份名单也可以看出来，主要确实都是为了获取蛋白质与脂肪，没太多其他想法。后来也食用大象、犀牛、骆驼，但也主要以食肉为主要目的，并不见多少人夸赞其美味。
从主流记录看，大部分情况下中国人对野味的态度都比较正常，较少刻意强调其野生来源的珍贵，或者夸大其美味及其他效用。说食用野生动物是中国社会多么深刻的文化传统，似乎谈不上。
硬说传统，到清代，才算有点意思。满清本身是游牧民族，喜欢狩猎，对野味自然偏爱。皇家钟爱的所谓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其中有熊掌、鹿尾、犴鼻、驼峰、豹胎……
这个风气一直延绵向后，直到年后，很多部队干部到地方，也有打猎的喜好，并且视为风尚。
不过，这两种传统，随着时事世风变化，在今天似乎已经逐步式微。野味原本并不比家禽家畜味道更美，是常识，也是一种容易判断的个人体验，大部分人不会为了面子硬把自己觉得不过尔尔的食物，硬说成美味佳肴。作为美食的诱惑程度，自然也淡了。
第二个源流，是食用需求。中国社会长期遭遇程度不等的饥荒，野味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来源。包括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这种基本的食物需求一度给中国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
当然，在今天，这种基本需求，只是作为一种逐渐淡漠的记忆遗存与习惯存在，是对“小时候味道”特别是“救命味道”的怀想存在。而中国有饥饿记忆的人，也越来越老，人数在逐渐减少。这种记忆，自然也随之湮灭。
第三个源流，是野味的药用需求。我曾经分析，美味与药用，很可能是人们为了美化基本生存需求硬给野味安上的功效，但如今，野味的药用价值却成为野味食用需求最大的目的。
食用野味的药用价值，理论根据，不消说，基本来自中医药，特别是所谓“以形补形”“吃啥补啥”，而且不像味道，是可以个人体验判断的。所以，中医药文化越发达、越有影响力的地区，特别是华南等地，食用野味就越普遍，反观中国东北、西北，食用野味很大程度是游牧民族传统的延续，在肉食需求消失的情况下，食用野味的现象反而少很多。
同样毫不奇怪，野味的药用价值，最终集中在“补”，而“补”，最多的需求，是“壮阳”。
暂且不讨论这种理念的正确与否，但中国三十多岁以上的男性，大约普遍相信很多野味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无论是穿山甲，还是老虎、果子狸、禾花雀……被吃到快灭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相信食用它们，可以壮阳。
吃下这些“壮阳”野味的食客，当然不会是20多岁的“90后”小哥，不会是16岁的小萝莉，不会是跳广场舞的阿姨。他们只可能主要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男人。
游牧传统在式微，肉食需求在消失，饥饿记忆在淡化，惟有中年及以上男人的需求，随着经济能力增长而膨胀雄起，成为威胁野味的最大黑手。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放下吃野味的执念？答案不言自明：等到这些中老年男人老到没什么想法了。前提是，接下来步入中年的“90后”“00后”，身体思想都会清爽很多。
这个进程可能提前吗？
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也就意味着，可能有野生动物被“合法销售”。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对于野生动物及产品的销售、食用或其他利用，是有明文规定的。比如：“第三十条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如果这些条文能极为精准严格地执行，那么，也许情况会好很多。但以我对相关领域的了解，由于各种原因，相关保护执法要落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举个例子，穿山甲，是被保护的。穿山甲鳞片，官方公布的数据，“年到年，年平均消耗总量达2.66万公斤”，相当于数万只穿山甲因此丧命。很多省都说，现在消费的是库存。但现实中，很多鳞片的来源，是野生捕猎，还是境外走私，根本无从查证。
可以这样说，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与实际执法能力的脱节，给包括食用野生动物在内的违法行为，留了“后门”，而且是不小的“后门”。年后，中国对野生动物产品利用的管控有过一个跨越式发展。不过，从现实的角度，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可以更加适应国情，适应实际执法能力，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利用、流通与销售，还应该更严格，开的口子更小，更便于执法部门落到实处。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在武汉“两会”前后开始迅速扩大的。年全国“两会”预计在3月召开，凶猛的疫情，倒是给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提案建议，提供了很具体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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